KTV从巅峰时约12万家缩减到如今的5万家左右，到底是没人愿意唱了，还是这门生意自己走进了死胡同？年轻人真的不爱唱歌了吗？
其实可以从一次普通的老友聚会说起，再把KTV从兴起到衰落的过程梳理一遍。前段时间回老家，闲着没事，被几个朋友拉去唱K。
大家很久没去了，个个摩拳擦掌，还特意开了个大包厢。结果唱来唱去，还是周杰伦、陈奕迅那些老歌，点歌单上的抖音热榜歌曲，我们一首也不会。
最后只能承认自己老了，就差像父辈那样合唱一首《朋友》。兴致很快散了，大家纷纷掏出手机，在包房里打起了《王者荣耀》。
大学时做假期工，我在KTV当过服务员，那正是KTV最红火的时候。这几年它的生意越来越差：当年的龙头钱柜倒闭了，连锁KTV日子难过，路边的杂牌KTV基本看不到了，连一度受年轻人欢迎的迷你KTV也撑不下去。
有财经报道统计，这个行业十年间倒闭了约7万家，“夕阳产业”的说法越来越多。这门生意是怎么兴起、又为什么衰退的，值得好好梳理一下。
KTV是一门典型的东亚生意，一开始就是为了给年轻人排遣寂寞。上世纪60年代，日本深受美国嬉皮士风格影响，年轻人迷恋音乐，去酒吧听歌手演唱是常见的消遣。
这种爱听歌、爱热闹的风气，为后来卡拉OK的诞生打下了基础。1971年，伴奏乐手井上大佑给朋友录伴奏带时想到一个点子：做一台带麦克风的伴奏机，顾客投钱就能播放伴奏。
这就是第一代卡拉OK机。“卡拉OK”是日语音译，意思是“无人乐队伴奏”。
这项发明正合日本上班族的需要，他们习惯下班后和同事聚餐喝酒，酒后总得找点乐子。卡拉OK就这样成了新的社交方式，很快风靡全日本。
据说当时有人每天定时去酒吧，投币反复练同一首歌，过几天再带同事来唱，还装作是第一次唱，好让大家刮目相看。可见一个产品要流行起来，少不了满足人们“显摆”的心理。
K歌从诞生起，就和面子、社交连在了一起。卡拉OK很快传到中国台湾。
台湾经营者发现日本那种开放式点歌效果不理想，就加上了包厢，形成了在包厢里K歌的模式，后来香港和大陆也沿用了这种做法。热潮很快席卷亚洲，井上大佑还被《时代》周刊列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20位亚洲人之一，说他“改变了亚洲的夜晚”。
到了中国大陆，K歌慢慢不再只属于都市白领，变成了全民娱乐。不过早期的K歌场所都很土。
以小城为例，八九十年代几乎没有正规场所，常见的一种是傍晚出摊的露天卡拉OK，往往和夜宵摊开在一起，歌声隔两条街都听得见，相当扰民。但那时娱乐少，也不流行加班，大家饭后爱出门转转，也就没人计较。
另一种是小包厢，点歌系统很原始，要先翻一本厚厚的歌本，查到歌名和编号，再在点歌机上输入编码。
跟着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去K歌，对孩子来说常常是种煎熬，因为那个年代的人偏爱美声唱法，普通人根本驾驭不了，一开口就“杀伤力”十足，让人坐立不安，只盼着早点回家。总的来说，八九十年代的卡拉OK在一般人眼里名声不太好。
新潮的东西往往最受小混混欢迎，卡拉OK厅也是他们常去聚会的地方。台球厅、溜冰场、卡拉OK厅、录像厅、歌舞厅和街机厅，都是民警重点关注的场所。
尽管又土又“社会”，在那个缺少第三空间的年代，它仍是普通市民难得的娱乐社交场所。卡拉OK真正走向正规化、高端化，靠的是资本进入，这就要说到来自台湾的钱柜。
钱柜起初做的是录像带生意，后来发现客人来试听时唱得多、买得少，干脆把MTV和卡拉OK结合起来，让顾客一边看画面一边唱。一门租碟生意就这样变成了娱乐产业，倒有点像早年的Netflix。
1995年1月，内地第一家钱柜在上海静安开业，两年后又在黄浦和卢湾各开了一家。钱柜改变了人们对卡拉OK的看法，第一次把日本的量贩式卡拉OK带进国内。
从此，K歌逐渐摆脱了“小混混聚集地”的印象，变成正规、体面的消费，包厢也成了一代人聚会时最熟悉的地方。可风光多年之后，KTV还是一步步走向衰落。
很多人把原因归结为“经济不景气、消费降级”，也有人说“年轻人太忙没空玩”“年轻人整天宅在家刷手机”“剧本杀和密室逃脱抢了生意”。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，但都没有说到点子上：人们并不是不想出门消费，也不是不想线下社交。
最直接的证据是，人们并没有失去唱歌的兴趣。2014年上线的全民K歌，累计注册用户已超过7亿，长期位居线上K歌头部；深圳福田区举办的“唱响沙头”全民K歌大赛，参赛者从银发老人到6岁孩子都有，个个唱得投入。
音乐没有门槛，唱歌不分年龄，需求一直都在，问题出在KTV自己身上。表面上的原因，首先是价格高、体验差。
KTV长期靠酒水赚钱，外面5元一瓶的可乐，店里能卖到25元，而且不许自带饮料，我带半瓶可乐进去都会被提醒。还有人在网上团购了68元的套餐，到店却被告知小包已满、不能使用。
这样的消费体验，连老顾客也会慢慢被推出门外。其次，中国KTV长期得益于音乐版权保护不到位。
2018年，相关音乐版权协会起诉KTV经营者，直接导致各大KTV下架了6000多首歌。版权意识增强后，自己下载盗版资源、拷进系统的做法行不通了，经营成本随之上升。
顾客越来越少，成本越来越高，KTV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夕阳产业。不少门店还守着老一套，装修、设备、曲库停留在多年前，一进门就是浓浓的年代感，顾客体验也像停在了十年前。
经营者不在体验上花心思，只会打价格战，今天这家推“9.9欢唱”，明天那家推“8.8畅饮”，结果越打越穷。有报道指出，银发族正成为KTV的新主力客群，年轻人则越来越少来了。
但往深处看，根本原因只有一个：KTV代表的是一种“大锅饭”式社交，而现在的人不再喜欢它了。一次只有一两个人唱、其他人只能听，这种方式已经过时。
很多不爱唱也不爱听的人被拉进包厢，只能干坐几个小时；有人过分热情，非要别人点歌，场面很尴尬；团建时领导唱得再难听，大家也得违心叫好。这种社交在70后、80后的青少年时代确实满足了很多需求。
那时谈恋爱都得去人挤人的地方，人际关系大多局限在同学、同事和亲戚之间。而在社交工具高度发达的今天，不管哪个年龄段，人们要的都是更高质量的社交：和兴趣相投的人来往，和有共同目标的人做事，而不是因为同班、同部门就非得一起吃饭唱歌。
KTV承载的线下社交需求，正被其他方式一点点分走：想一对一交流，有微信、陌陌、探探、Soul；想一群人玩，剧本杀、密室逃脱谁都能参与；懒得出门，可以在家开黑；只想消遣，短片和剧集不比KTV差；就算真想唱歌，线上K歌软件也有很多，用不着专门跑一趟包厢。
技术进步让人与人之间不缺联系的渠道，互联网公司也希望大家联系得更紧密、更复杂，因为社交就意味着流量和增长。
可交流太方便，反而让社交成了负担：有人把微信好友按同事、甲方、亲戚、前任分组，管理谁能看哪条朋友圈；有人在好几个平台经营多个账号；还有人时不时发来“砍一刀”的链接。
在这个社交过剩的时代，现代人烦恼的是互道晚安后的点赞被朋友看到、微博小号被前任的现任发现、60秒的语音到底听不听。相比之下，选什么歌能让全场大合唱、唱英文歌会不会冷场，这些问题显得太老、太原始。
KTV这种原始而不精准的社交方式被淘汰，几乎是必然的。回头看，KTV的兴衰脉络很清楚：它因日本上班族的酒后消遣而诞生，靠包厢模式风靡亚洲，借钱柜等资本走向正规化，又在高价酒水、版权成本、守旧经营和过时的社交模式中一步步失去顾客。
人们爱唱歌的心一直都在，消失的是对“大锅饭”式社交的耐心。有时也会怀念那个在包房里声嘶力竭唱着“我已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”的黄金时代，就像那晚老友重聚，最后还是各自低头开黑。
KTV的倒闭潮，不是因为没人想唱，而是它没能跟上人们想要的社交方式。既然那个时代回不来了，就让它留在过去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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